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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清平乐》之外 “见钱眼开”的宋仁宗

字号+作者:redadmin 来源:文化 2020年05月20日

古装剧《清平乐》的热播,让观众的焦点,从流行多年的“清宫剧”一下子上溯六百年,追剧从清朝追到了宋朝。 《清平乐》的男主角宋仁宗赵祯(1010-1063年),是宋朝第四位皇帝,他在...



古装剧《清平乐》的热播,让观众的焦点,从流行多年的“清宫剧”一下子上溯六百年,追剧从清朝追到了宋朝。

《清平乐》的男主角宋仁宗赵祯(1010-1063年),是宋朝第四位皇帝,他在宋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,达42年之久(1022-1063年)。且看整个北宋朝历经九位皇帝统治,共计167年的“国运”,这位仁宗皇帝的在位时间刚好占据了四分之一的帝国周期。而宋仁宗登上皇位的那一年,距咱们坐在电视机前观看《清平乐》的时间,差不多整整一千年过去了。

纵观宋仁宗在位期间42年的国家治理,那些宏观的施政方略与方针,具体的机构设置与运营,自可去翻检史书典籍,做精细深入的考证与探究。对于一般读者而言,不妨换一种眼光,以“见钱眼开”的财经视角,来看一看这位宋代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的经济治理能力。

“天圣元宝”开启160年之久的“对钱”制度

宋仁宗时期的第一个年号“天圣”,始于1023年,止于1032年,历时十年。这一时期的铸币为“天圣元宝”,币面文字有真书、篆书两种字体,首创了宋代“对钱”制度。自此起至南宋孝宗淳熙七年(1180年)为止,整个宋代“对钱”制度施行了160年之久。

“对钱”虽主体上以真书、篆书两种字体通行于世,可真、篆字体的书写并无统一模板,各地各时期的写法都极富变化,造成了同一个年号的钱币,有多种版本流通行世的状况,客观上也开创了宋代钱币史上书体多变、美感丰富的时代。继“天圣元宝”之后,“明道元宝”、“景祐元宝”均是有着多种版本的“对钱”。

“天圣”与“明道”两个年号,通行了十二年。这十二年间,乃是宋仁宗的养母章献皇后刘娥代掌朝政。宋仁宗于明道二年才亲政,迅即改次年年号为“景祐”。五年之后,又于1038年改年号为“宝元”,为避免铸币中“宝元”年号与“元宝”两字互为重叠,决定将币面文字铸为“皇宋通宝”。

这一时期的铸币中,篆书钱里出现了一种“九叠篆”式样的珍品。因篆文繁复奇丽,且存世极罕,历来被钱币收藏者视作宋代钱币中的稀世珍宝。此外,不难发现,所谓“九叠篆”字体,也经常出现在道教符箓的书写中,由此也可窥见宋代皇室崇奉道教之一斑。

“皇宋通宝”之后,有“康定元宝”铸币的短暂通行(时仅一年有余),继而是长达八年的“庆历重宝”之铸行。历史上著名的“庆历新政”,与“庆历四年春,滕子京谪守巴陵郡”的《岳阳楼记》,正是这一时期的事件与产物。

因“庆历新政”而铸行的“庆历重宝”

所谓“庆历新政”,始于庆历三年(1043年)。当时,范仲淹、富弼、韩琦同时执政,欧阳修、蔡襄、王素、余靖同为谏官。范仲淹向宋仁宗上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》,提出“明黜陟、抑侥幸、精贡举、择官长、均公田、厚农桑、修武备、减徭役、覃恩信、重命令”等十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,意在限制冗官,并借以达到节省钱财的改革主张。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,赞成并支持进行改革。宋仁宗采纳了这些官员的大部分意见,决定施行“新政”。

由于“新政”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,因而遭到这一群体的抵制与阻挠。“新政”仅施行年余,即于1045年初,宣告失败。范仲淹、韩琦、富弼、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挤出朝廷,各项改革也迅即被废止。

且不说“新政”如何以具体举措去逐一裁削冗政冗官,庆历年间,官方铸行的“庆历重宝”,就从一个侧面体现了“庆历新政”为财政节支增收的新举措,虽然这一革新举措并不一定合理。

此“庆历重宝”较宋代通行的“小平钱”(即定值一文、最低币值的小钱)略大,却要以一当十,以一枚抵当十枚“小平钱”使用,故钱文既不曰“通宝”,亦不曰“元宝”,而命名为“重宝”。“庆历重宝”为宋代“重宝”钱之始作俑者,从此,以一当十而铸行“重宝”大钱为朝廷增收的举措,开始在宋代各个时期有所施行。

据实测,宋代“小平钱”一般而言,一枚自重4克左右。而“庆历重宝”一枚自重不过6.6—7克左右,如果仅以“庆历重宝”与“小平钱”的铸币重量换算来衡定币值兑换的话,这与官方强制规定的“庆历重宝”以一当十的币值,实在相差太远。

简单说来,仅以铸币金属重量来估值,一枚“庆历重宝”顶多只能兑换两枚“小平钱”而已。显然,这样的兑换比值,官方很是有利可图(每兑换一枚“庆历重宝”,净嫌八枚“小平钱”)。因此,“庆历重宝”以一当十的官方强制币值,对于民间金融而言,实无异于“图财害命”,实在是变“新政”为“苛政”了。所以,“庆历重宝”的命运,与“庆历新政”的命运相似,不久即因受到强烈抵制,而不得不取消以一当十的规定币值,改作折二、折三,即当二、三枚“小平钱”等值流通了。

“庆历新政”之后,宋仁宗的财政日趋吃紧,在铸币方面也相当谨慎起来。1049年,改年号为“皇祐”,这一年号六年间,竟几乎没有铸币存世。后世偶尔一见的“皇祐元宝”,要么被鉴赏家斥为赝品,要么被奉为稀世奇珍,可终归是真伪难辨,至今没有定论。

至和年间铸币“偷工减料”以搜刮民财

1054年,改年号为“至和”,这一年号三年间,新铸“至和元宝”与“至和通宝”的“小平钱”开始流通,且各自均有真、篆两种字体的“对钱”,制作也较为精良。不过,因为单枚钱币的重量降低至3.8克左右,实际上也属于用“偷工减料”的方法来搜刮民财。民间物价因此大涨,一斗米的时价涨至100枚“小平钱”左右。

据考,宋仁宗之前的宋真宗景德四年(1007年)的每斗米价才不过20枚“小平钱”;而宋仁宗之后的宋哲宗元祐五年(1090年)的每斗米价也不过60枚“小平钱”。可想而知,至和年间的通货膨胀还是比较严重的。

稍后,为平抑物价,官方又铸行“至和重宝”大钱,制作较之“庆历重宝”更为精美,重量也随之上升,币值亦仅作折二、折三流通。据实测,一枚“至和重宝”折三大钱,重量约10克左右,约合“至和元宝”或“至和通宝”重量的2.5倍。也就是说,即便铸币技艺与官方定值方面有较大改进,可一枚“至和重宝”折三大钱,仍然为官方牟取了半枚“小平钱”的利润。

自然,这样的铸币政策,仍不可能得到民众的支持,当年应当也没有大力推行下去。否则,“至和重宝”的存世量亦当与大多数宋代铸币一样,应有相当数量的出土或传世藏品存世;而事实上,“至和重宝”如今也是一币难求,早已跻身钱币收藏界珍品行列了。

值得注意的是,“至和重宝”中还有一种存世极罕、更为珍稀的品种,即其币身背面铸有“虢”、“坊”等字者。这样的背面铸记地名的“至和重宝”,也被视为宋代钱币铸记地名的肇始者。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铸币背面铭记地名的情形,无非是官方规定铸币需要限定地域流通的标记,这也说明当时在平抑各地物价方面,朝廷与各地官府确乎绞尽脑汁,都在竞献“奇策”了。

嘉祐年间的私铸货币之风

1056年九月至1063年,为宋仁宗时期的最后一个年号“嘉祐”。从“景祐”亲政,到几乎没有铸币存世的“皇祐”,再到治国末期的“嘉祐”,宋仁宗时期的铸币,随着政局几经变迁,或创新或循旧,或振奋或消沉,终于要尘埃落定了。

制作上不再有任何进步,甚至还略微退步的“嘉祐元宝”与“嘉祐通宝”,还是铸行于世了。据实测,此时单枚“小平钱”的重量,又回归到了4克左右。可是,铸币大小厚薄不尽相等,铸币字体也不甚规范,存世品中配置“对钱”,要寻觅到比较均等美观者,不太容易。铸币模本相当繁杂,至少有真、篆、楷三种字体,还出现了真、篆或楷、篆两种字体同时铸于一枚币面上的情况。

仅此观之,或可揣测,民间私铸货币风气应当有所兴起,这些民间铸币与官方铸币混同流通之后,方才出现上述参差不齐的铸币情状。

民间私铸货币之风,并非是宋仁宗时代的特产,而是自古有之。这样的风气与官府通过铸币“偷工减料”或“以一当十”来搜刮民财,有着最直接的关联。从秦“半两”、汉“五铢”,再到唐高祖的“开元通宝”、宋太祖的“宋元通宝”,历朝历代的方孔圆钱的铸行,始终存在着从官方强力确立规范到官方自行破坏规范的过程。可以说,官方始终在明里暗里,“偷工减料”与“缺斤少两”。

既然“明争暗损,与民夺利”的官方铸币来势汹汹,那么,“上有政策,下有对策”的民间铸币,自然也就蠢蠢欲动。这样的官私铸币两相通行,互为竞存的局面,并非宋仁宗在位时期独有的现象,而是几乎贯穿于中国整个古代帝国时期。

纵观历朝历代出现减轻单位铸币重量的情况,无不与国力不足、财政吃紧、战争消耗、用度奢靡等原因有关,此举最直接的目的,无非就是搜刮民财而已。

宋仁宗时期的财政状况,仅仅通过铸币流通的情况来考察,总体而言还是不十分乐观的,但施政策略上尽可能做到了所谓“仁政”,即尽可能不“与民夺利”。这一结论,或可从宋仁宗时期铸币数量(尤其是中后期)均不甚大,可予旁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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